第七节 刑法 (第6/11页)

死，已出之女，亦一时被害，见《岳传》。）《解系传》云：弟结。孙秀乱关中，结在都坐，议秀罪应诛，秀由是致憾。及系被害，结亦同戮。女适裴氏，明日当嫁，而祸起。裴氏欲认活之。女曰：“家既若此，我何活为？”亦坐死。朝廷遂议革旧制。女不从坐，由结女始也，则其时既醮之妇，已不从戮，后又并免在室之女矣。明帝复三族刑，《纪》亦云不及妇人。
  游雅之贼陈奇，事见《魏书·儒林传》。云：有人为谤书，多怨时之言，颇称奇不得志。雅乃讽在事，云此书言奇不遂，当是奇假人为之。如依律文，造谤书皆及孥戮。遂抵奇罪。以口语而致斯祸，尤前世所未闻矣。然魏法之酷，实尚不止此。《魏书·刑罚志》云：“高宗大安四年，始设酒禁。是时年谷屡登，士民多因酒致酗讼，或议主政。帝恶其若此，故一切禁之。酿、酤、饮皆斩之。增置内外候官，伺察诸曹，外部州镇。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，以求百官疵失。其所穷治，有司苦加讯测。而多相诬逮。辄劾以不敬。诸司官臧二丈皆斩。”当时盖酒禁其名，监谤其实，故下文云“显祖即位，除口误，开酒禁”，以二者并言。见劾为不敬者，盖亦口过而非酒失也。候官者？《官氏志》言：“道武欲法古纯质，制定官号，多不依周、汉旧名。或取诸身，或取诸物，或以民事，皆拟远古云鸟之义。诸曹走使，谓之凫鸭，取飞之迅疾。以伺察者为候官，谓之白鹭，取其延颈远望。自余之官，义皆类此。”法古纯质，不依周、汉，犹云彼自创为，不用中国之法耳。候官之职，颇类魏、吴之校事，然亦以口语诬陷人，则又魏、吴之所未有矣。《刑罚志》又云：高祖大和三年，下诏曰：“治因政宽，弊由网密。今候职千数，奸巧弄威。重罪受赇不列，细过吹毛而举。其一切罢之。”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，以防喧斗于街术。此则如今警察之职矣。
  敌国相争，士民各为其主，实与本国之叛逆者殊科，故降下之际，未有加以诛戮者。乃魏晋之际不然。晋宣帝之平公孙渊也，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，以为京观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。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。（《本纪》景初二年。）其酷，亦前古所未有也。晋宣帝不足责，杜预粗知书传，而其传言：预初攻江陵，吴人知其病瘿，以瓠系狗颈示之。每大树似瘿，辄斫使白，题曰杜预颈。及城平，尽捕杀之。此何刑法乎？俗既成则莫知其非，事习焉则不以为怪，故武人之专横，实人心世道之大忧也。谯纵之在晋世，固与公孙渊之在魏世不同。然其民则亦胁从耳。朱龄石入成都，所诛者止于纵同祖之亲，善矣。然其后蜀人侯产德作乱，又穷加诛翦，死者甚众，则又何也？宋孝武广陵之戮，不下于晋宣帝之于襄平，则更惨无人理矣。（见第九章第二节。《宋书·沈怀文传》，谓其聚所杀人首于石头南岸，谓之髑髅山，即京观之俗称也。）
  逆乱而外，刑法峻重者，莫如劫及亡叛。此皆穷而无告者之所为，而又以严刑劫之，亦可哀矣。《宋书·武帝纪》：永初元年，七月，诏曰：“往者军国务殷，事有权制，劫科峻重，施之一时。今王道维新，政和法简，可一除之，还遵旧条。反叛、淫、盗三犯补冶士，本谓一事三犯，终无悛革。主者顷多并数众事，合而为三，甚违立制之旨。普更申明。”八月，又以“制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，实由政刑烦苛，民不堪命，可除此条”。无故自残伤者，意亦欲以避役，实与亡叛同也。梁律：谋反、降、叛，大逆已上皆斩。父子、同产男，无少长皆弃市。母、妻、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，妻、子女、妾，同补奚官为奴婢。赀财没官。劫身皆斩，妻子补兵。遇赦降死者，黵面为劫字，髡钳补冶锁士终身。其下又谪运、谪配材官冶士、尚方锁士，皆以轻重差其年数。其重者或终身。（《隋书·刑法志》。）劫科峻重，于此可见。此尚为朝廷法令，并有州郡自立严制，以劫其民者，如沈攸之在荆州，一人逃亡，阖宗捕逮是也。（见《齐书·柳世隆传》。）比伍保受，本为军刑，亦以劫及亡叛，蔓延滋广。《宋书·谢庄传》：大明元年，起为都官尚书，奏改定刑狱，曰：“顷年军旅余弊，劫掠犹繁。监司计获，多非其实。或规免咎，不虑国患。楚对之下，鲜不诬滥。身遭锧之诛，家婴孥戮之痛。比伍同闬，莫不及罪。”甚有如《宋书·自序》所载，以盗发冢罪近村民不赴救而同坐者。沈亮知其非理，亦不过欲使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时者一岁刑，自此以外，差不及罚而已，民尚何所措手足哉？
  章大炎谓五朝之法，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，此特法令如是，论其实，则鞭杖之刑，及于士流者甚罕。颜之推谓梁武父子，好用小人，由可鞭杖肃督，已见第十八章第二节。《宋书·武帝纪》：永初二年，六月，诏曰：“杖罚虽有旧科，然职务烦碎，推坐相寻。若皆有其实，则体所不堪；文行而已。又非设罚之意；可筹量觕为中否之格。”《齐书·陆澄传》云：宋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。郎官旧有坐杖，有名无实。澄在官，积前后罚，一日并受千杖。《南史·萧琛传》：迁尚书左丞，时齐明帝用法严峻，尚书郎坐杖罚者，